王世襄和他的小院

每次走进上海博物馆新馆，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馆驻足再三，细细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说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见过，但却有一种特殊好奇。他的藏品，能够从北京芳嘉园胡同的那个小院，堂堂正正端坐在典雅庄重的崭新展馆，实在是不错的结局。

不过还是有点遗憾。如果将他家的小院辟为博物馆，把自己的所有藏品：明清家具、字画、葫芦、鸽哨等集中起来，一定会是京城颇有特点的家庭博物馆。

三岁的王世襄

遗憾归遗憾，这却是无法补救，更是难以实现的事。我想，对于王世襄本人来说，重要的在于收藏过程本身。几十年来，他陶醉其间，细细咀嚼，把兴趣与研究联系起来。谁会料到，那些毫不起眼的东西，如蛐蛐罐、鹰狗转环、鸽哨、葫芦等等，也能如同明清家具一样，走进他的视野，成为饶有趣味的文化话题，最终有一天写出一本本令人喜爱的著作。也可以这么说，他在细细咀嚼它们的同时，实际上就在回味着自己的生命。

于是，他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耐人咀嚼的文化话题。

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在一个冬日。那时他还住芳嘉园小院，我坐在凌乱简陋的房间里与他面对。火炉不旺，屋里有些冷。但是，听他谈他所熟悉的友人，听他谈自己的往事，一时间，我感到物质的因素在这个居室仿佛处在极不起眼的位置。他那种对文化的执著，那种与众不同的对艺术收藏所持的迷恋，漫溢出精神的暖意。

王世襄夫妇

王世襄这位“老北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趣与爱好。他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他所专注的不是课本，而是古老的家具，天上悠扬的鸽哨，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葫芦，甚至还有那些叫个不停的蟋蟀，能抓兔咬獾的鹰与狗。

他这样说自己：“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鸽哨〉自序》)他的夫人袁荃猷，是大学同学，喜爱书画古琴，毕生从事古代音乐图像研究。她还精于描花剪纸，所绘明清家具，令专业制图者也为之钦佩。在王世襄一生的收藏和研究工作中，她是得力助手。王世襄关于明清家具、漆器、竹刻、葫芦等著作的线图素描，都是她精心制作的。

忘记在哪本书中读到过一段话，大意是：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艺术收藏家便是居室的真正主人。他以收集美好物质为己任。艺术品收藏者有自己的梦想，他不仅在时空方面处于一个遥远的世界，而且是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物质摆脱了实用的枷锁。

这样的话放在王世襄身上实在贴切得很。他钟爱那些似乎不起眼的物件，他四处收集只有自己青睐的东西。他这样做，完全是出自兴趣，毫无功利目的。“我是不务正业”。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这位三十年代的老燕京大学学生，总是这样自嘲。

当年上大学时，他迷上了欣赏葫芦和收藏葫芦，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一边上课，一边惦记自己的葫芦，也算是一绝。这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举动。可是，正是这种“不务正业”，却于不经意间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俗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学术之路。捧读他这些年出版的一本本著作，不能不对此感慨系之。

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位于东城芳嘉园的小院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的场所。

在写作传记《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时，我第一次从这对夫妇那里听说了王世襄的一些故事。他的这座四合院是父亲置下的家产，为三进院。1957年以前，中院只有他一家居住。反右风雨的前夕，王世襄结识了黄苗子。当时，黄苗子郁风一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一座小院，同住的先后有吴祖光一家、音乐家盛家伦、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音乐家邬析零一家。楼下的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曾由吴祖光介绍，成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这样，《新民报晚刊》的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经常来此旅居。

在反右开始之后，这座小院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让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场所。一位文化部主持反右运动的副部长，曾直接明确地说不能让这样一批人再住在一起。这样，黄苗子郁风一家便准备另搬他处。正在这时，他们认识了王世襄。

田家青和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当时在音乐研究所工作，时常来到栖凤楼拜访颇有音乐史学问、曾演唱《夜半歌声》电影插曲的盛家伦，和黄苗子郁风虽无深交却也相识。他听说黄苗子郁风想搬出栖凤楼，就主动提出让他们搬到芳嘉园与他一家同住。

一次他对我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

黄苗子郁风搬到王世襄的小院，住进东厢房的五个房间。在这里，黄苗子郁风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用黄苗子郁风的话来说，在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袁荃猷身上，他们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文人极为难得的沉静、陶醉、投入、执著。#红木家具# #收藏# #红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