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女钉子户，不满1508万拆迁款非要3000万，造成国家损失5.5亿

“这间商铺是我花一百多万买来的，凭什么不打招呼就拆？”

“我们已经发过公告了，你若不同意可以在20天内提出申诉，但是你没有。”

“什么公告？我根本就没看见！你们找我也好找，为什么只把公告贴在商铺门上？”

2015年10月8日，在武汉市中院的法庭上，两方人吵得不可开交。听争吵的内容我们就能判断出，其中一方是拆迁户，而另一方的身份不简单，是武汉市江汉区政府的诉讼代表。

显然这是一起因拆迁纠纷产生的“民告官”事件。作为事件的主人公，李女士就是弄不清楚，明明自己的商铺值3000万，为什么政府只同意补偿1508万？更让她感到气愤的是，网友们一边倒支持政府，还给她冠上了偏贬义的“武汉最牛钉子户”的称谓。

在这起事件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开庭五个月之后，李女士的商铺就被“强拆”了呢？

李女士口中的商铺，位于武汉最繁华的香江新村一栋7层建筑的一楼，总面积287平米，层高5米。

李女士和丈夫都是学法律出身，步入社会后搞投资赚了一笔小钱。既然是投资人，那眼光一定非比寻常，果然在2001年，夫妻俩一商量，掏出所有家底，花110万元买下了这间商铺。

李女士不开实体店，买商铺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租。如她所料，因为商铺处于繁华地段，又是底商，房子刚装修好就不断有人来寻价。最终，李女士和建设银行签订了一份长期租用协议，她看重的就是银行的稳定。

果不其然，随着武汉的快速发展，商铺租金也水涨船高，建设银行每年给李女士的年租金，也从一开始的十几万，涨到了63万元。正所谓“一铺养三代”，李女士单凭收租就过上了富裕人的生活，她在老家给父母盖了别墅，又把两个孩子送去国外留学，自己也辞去了工作，经常出去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好不畅快。

然而到2013年，一切全变了。政府雇考虑到武汉人口突破千万，决定新修一条地铁，是为6号线。好巧不巧的，香江新村被划入土地征收范围，李女士的商铺位置尤为重要，准备建成1号通风口和4号出入口。

对于武汉广大市民来说，增设地铁绝对是一大利好，香江新村的村民和商铺的房东更加开心，因为这么一来，拆迁款一定是个不小的数额。因此在拆迁方案出来后，这里的商铺售价大涨，而且只有买家没有卖家，都等着拆迁。

这么一件天大的好事，李女士听说后却显得非常焦虑，她每年能收到60多万的租金，全家指着这笔租金过活，一旦拆迁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孩子们的留学费用怎么办？而且她刚刚和建设银行续签了三年合同，赶上拆迁，建行必然要搬走了。

可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让她焦虑的还在后头。

让李女士焦虑的不是别的，正是分给她的拆迁款。

李女士阻止不了拆迁，能做的就是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争取尽可能多的拆迁款。为此，她四处打听，从附近同等价位的商铺得知，大家在出售商铺时，通常能得到每平米10万的价格。这么一算，李女士这间商铺能卖到2870万，再加上装修费和商铺租金的损失，自家商铺不能低于3000万。

李女士原本就懂法律，但还是不放心，特意找了一家房屋评估机构，给自家的商铺估价。最终，评估机构也给出了3000万的估价。李女士对这个估价很满意，作为武汉市民，她也愿意配合政府的拆迁。然而当政府拿出拆迁赔偿合同时，李女士傻眼了：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她的商铺价格评估为1508万，政府将如数赔偿。

1508万！这可和自己预想中的赔偿少了整整一倍，政府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李女士自然不能接受，拒绝在拆迁合同上签字。导致的结果就是另外96名业主都拿到了赔偿款，李女士还在僵持，成了“钉子户”，同时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那么1508万的赔偿款是怎么得出来的呢？面对记者的采访，江汉区政府代理人给出了解释。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市场评估规则，通常取三年内市场成交价的平均值进行赔偿。可随着修建地铁的消息放出，香江新村的业主都等着拆迁，根本不会对外出售，自然没有参考标准。

于是，政府指定了一家评估机构，对97名业主的房产进行了评估。以李女士的商铺来说，她的房屋属于商业门面，法律规定使用年限为40年，李女士已经使用了15年，因此使用年限还有25年。结合她每年60万的房租收益，评估单位给出了1508万元的估价。

可对于政府代理人的说法，李女士完全不能接受，同样是评估机构，为什么政府请的和她请的给出的评估价差别这么大？